◎王丹
去年是對日戰爭七十週年，很多相關研究著眼於戰爭本身帶來的經驗教訓，但是，對於戰爭是如何爆發的，卻很少見到分析。在我看來，日本從明治維新改革開放開始，走到經濟騰飛和軍事力量增長，再走到軍國主義思潮崛起，最後發展到對外進行戰爭，這樣的一條新興強國發展之路，是值得我們回顧的。
這樣的教訓，我認為最重要的兩點是：第一，經濟危機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短短兩年之內，日本的GDP下降10%，出口貿易額減少47%，工人平均工資下滑31%，七百七十四家銀行中有一百多家破產或被迫休業。這次經濟危機，史稱「昭和恐慌」。在激化國內矛盾的同時，也令鼓吹「大陸政策」的軍事擴張主義者再度控制了話語權。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一次著名的內部演講，史稱「天羽聲明」。他宣稱：鑑於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對中國和整個東亞大陸也就負有「特殊責任」。這份聲明的出現，標誌著盛行於上世紀20年代的和平擴張模式已經退潮。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教訓告訴我們，經濟上的崛起對一個民族來說固然是好事，但是發展過快就會帶來能源和其他經濟資源的緊張。這樣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一個國家開始目光向外，試圖通過擴張的道路維持原有經濟規模，甚至是進一步發展。而每個國家，自身的資源都是有限的。這樣的發展，導致擴張成為國家主要政策的可能性極大。
第二，執政當局試圖利用軍隊來支持自己的權力擴張，但是結果反倒被軍隊挾持，一步步走向戰爭之路。1936年2月26日，九名狂熱的青年軍官率領駐東京的一千五百名士兵，占領了永天町和霞關的政府街區，他們高喊著「尊皇討奸」的口號，殺害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三位溫和派要人。這一事件，代表著主張對外擴張的軍人集團的勢力開始介入日本的政治。
當時的日本內閣是由廣田弘毅執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他對日本軍部一再做出讓步，希望換取對自己的政治支持。1936年5月，中斷已有二十三年之久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得到恢復。1936年8月制定的《國策基準》，宣稱要逐步向南方海洋進軍。最後，日本在1936年11月與德國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完成了亞歐軍國主義的合流，日本軍隊勢力已經掌控了國家。
有學者指出，軍工先行，政治追認，這就是日本逐漸走向軍國主義的路徑。想利用軍隊的支持進行改革，結果走上了反路，就是日本的教訓。後來，自作聰明的近衛內閣想出了一個風險係數極高的方案：對陸軍的擴張主義採取大力支持的態度，以換取對方贊成自己改革內政和動員群眾，與此同時，借助革新官僚之手控制軍工生產和物資分配，最終以恩威並施的姿態確立對陸海軍的全面領導。但是他忽略了軍方集團控制政治局面的危險性，那就是戰爭一旦發生，軍方的政治影響力勢必擴大，到時候，即使文官內閣想要停止戰爭也不可能了。而後來歷史也證明了事情的發展邏輯正是如此。
日本曾經崛起，本來也有機會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但是由於上述兩個原因以及其他的歷史因素，最終卻走向了戰爭的道路。而一時強大如日本，一旦走上以戰爭進行擴張的道路，最終的結局就是慘敗。這樣的教訓，今天仍舊適用。●
引用網址如下: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95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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