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有時候回想起來，好像是多生多世以前，我在牛津同我的兒子亞歷山大一起收聽廣播節目《荒島唱片》。那是個非常著名的節目（我覺得它現在應該還在廣播吧），邀請各行各業的名人來談談，當你身處在荒島時想攜帶一件什麼東西，是哪八張唱片，是除了聖經和莎士比亞全集之外的哪本書，還是哪一件奢侈品？當節目結束的時候，亞歷山大和我都聽得很開心。
亞歷山大問我是不是可能會上這個節目，我隨口答道：“為什麼不會呢？”因為他知道只有名人才可以上這個節目，就很真心的問我，如果我被邀請的話，是因為什麼理由呢。我想了一會然後答道：“可能是我會得諾貝爾文學獎吧。”然後我們都笑了。這個前景看起來美好，但確實不太可能。
（我現在記不起為什麼我會說這麼一個答案，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剛讀了一本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的書，或者是那天的名人正好是個著名作家。）
1989年，當我第一次被軟禁時，我的亡夫邁克爾•阿里斯來看我，他告訴我有個朋友約翰•菲尼斯提名我為諾貝爾獎候選人。那時候我也笑了。邁克爾忽然覺得很驚訝，然後他也明白為什麼我會笑了。諾貝爾獎？這個願望是很美好，但確實不太可能。那當我真的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是什麼感覺呢？這個問題讓我想了很多次，這確實是個合適的時機來審視，諾貝爾獎對我意味著什麼，和平又意味著什麼。
就像我在訪談中多次說過的，有天晚上我聽收音機時，得知我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在之前一周，其他好多廣播都說我是最有希望獲獎的人之一。當我準備這篇演講時，我努力地試圖回憶當我得知獲獎之後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我想，我不敢確定，大概是像：“哦，他們把獎給我了。”那種感覺並不很真實，因為那段時間我自己都不像是個真實的存在了。
在我被軟禁的期間，我常常感覺自己不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了。房子就是我的世界，那些同樣不自由的人們也有他們的世界，他們在監獄裡可以相互陪伴，那些自由的人們也有他們的世界；每個世界都像是個獨立的星球，沿著各自的軌道在不同的孤獨宇宙中默默運行。諾貝爾和平獎把我從孤立的世界拉回了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讓我重建起了現實感。
當然這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花了幾天，幾個月，當各方對獲獎的反應的新聞通過電波傳到我這裡時，我才開始理解諾貝爾獎的意義。它讓我再次感到真實，把我拉回更廣闊的人類社區。更重要的是，諾貝爾獎讓全世界都關注緬甸的民主和人權運動，我們不會被忘記。
法國人說，離別，就是一部分的死亡。其實遺忘也是一部分的死亡。遺忘削弱了把我們凝聚成人類的紐帶。我最近訪問泰國時會見了緬甸的移民工人和難民，許多人哭泣道：“不要忘了我們！”他們是說：“不要忘記我們的困苦處境，不要忘記做你能做的來幫助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同樣屬於你的世界。”當諾貝爾獎委員會授予我這項獎項時，他們也把那些被壓迫和被孤立的緬甸看作世界的一部分，他們意識到人類的同一性。所以接受諾貝爾和平獎，就對我個人來說，使我對民主與人權的關切超越了國界。諾貝爾和平獎打開了我心中的一扇門。
緬甸的和平觀可被看作是，通過阻止那些妨礙和諧與益處的因素，而獲得幸福感的提升。nyein-chan這個詞字面上可被翻譯為當火被撲滅後的清涼。痛苦與爭鬥之火在世界熊熊蔓延。在我的祖國，北部的戰爭仍未停息，西部的群體暴力導致的縱火與謀殺在我出發的前幾天仍在發生。新聞中對他人的暴行充滿世界各地。飢餓、疾病、被迫離家、失業、貧窮、不公、歧視、成見、愚頑，這些構成了我們每天的生活。哪裡都有陰暗的力量在蠶食和平的基石。哪裡都能找到對物質與人力資源的輕率浪費，而這些是在世界上保有和諧與快樂所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對年輕人的極大消耗，和對我們星球上的正面力量的殘酷損害。那個年代的詩篇對我有特殊的意義，因為當我首次讀到那些詩時，我正處在和那些年輕人一樣的年紀，但他們卻不得不在生命之花剛剛盛開的時候就面臨枯萎。一名在法國外籍軍團中戰鬥的年輕美國人，在他1916年的一次行動之前，像是預見到他的死亡一樣寫道：“在爭奪的障礙前；”“在小山坡的傷疤前；” “在午夜起火的城鎮中。”年輕人、愛和生命，一起永遠消失在毫無意義地佔領行動中，只為了佔領那些沒有名字也不會被記住的地方。為了什麼？快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仍然在尋找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如果暴力程度輕一些，而代以魯莽與毫無遠見地罔顧人類社會的未來，我們就可以脫罪嗎？戰爭並不是和平唯一的墳墓。在任何痛苦被忽視的地方，衝突的種子都會在屈辱、苦難與激怒中被埋下。
在孤獨中生活的有一個好處，我有足夠的時間來思考我所知與所接受的戒律的含義。作為一個佛教徒，我從小就知道“苦諦”的意義。幾乎每天，當我身邊的老人們，有時還有不那麼老的人們，遭受痛苦或不順時，他們就會低聲吟誦“苦諦，苦諦”。然而，只有當我在被軟禁的那些年裡，我才真正去研究六種大苦之相。它們是：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我仔細地審視著六種大苦，不是從宗教經文的角度，而是從每日平常的生活中去審視。如果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們就應該盡量在世俗活動中盡量減輕它們。
我仔細思考過關於母子的生產護理、關於給予老年人口足夠的設施，關於全面的公共衛生服務，關於慈善照料與護理。我尤其升起了對後兩種苦的興趣：愛別離和怨憎會。我們的佛陀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經歷了什麼，使得他要將這兩種苦從許多大苦中總結出來呢？我想起了囚犯、難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們被從故土上連根拔起，離開家園，同家人和朋友分離，被迫在不歡迎他們的陌生人間艱難生活。
我們有幸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意識到社會福利與人道援助不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須的。我很有幸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政治犯的命運受到各地人們的廣泛關注，民主與人權已經廣泛地，甚至是普遍地被認同為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在我被軟禁期間，我時常從《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中獲取力量。我最喜愛的幾段話是這樣的：
……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為緬甸的人權奮鬥，上面兩段話就是答案。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為緬甸的民主奮鬥，那是因為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人權的保證。
在過去一年裡，已有跡象表明，那些為民主和人權所作出的努力，已經開始在緬甸開花結果。朝民主化方向的一些積極的改變已經出現。如果我說我主張謹慎的樂觀，不是因為我沒有信心，而是我不願意盲目地鼓勵。如果缺乏對未來的信心，缺乏對民主制度和人權基石在我們社會中不僅必要而且可能的信念，我們前進的步伐不可能在被破壞這麼多年以後依然經久不衰。
我們一些鬥士被降職，一些人離開了我們，但是作為核心的奉獻精神依然強大而堅定。當我回顧過去的許多年時，我驚訝於在最艱難的處境下還有這樣多堅定的奮鬥者。他們對我們事業的信念不是源於盲目，而是基於對他們堅忍的力量和對人民志向的極度尊重所作出的清楚估計。
今天我能與你們在一起，正是源於近來在我國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能夠產生，是因為你們和其他所有熱愛自由與公平的人們，讓全球目光都來關注我們的處境。在繼續談論我的國家之前，請允許我先談一談我們的良心犯。在緬甸仍然有良心犯被關押。比較令人害怕的是，因為最著名的幾個人已經得到釋放，剩下的不出名的人將會被遺忘。
我因為曾是一名良心犯而站在這裡。當你們看到我聽我演講的時候，請同樣記住這個經常被重提的事實：只有一名良心犯仍嫌太多。在我的國家，那些尚未得到自由的，尚未沐浴公正之光的人遠遠多於一人。請記住他們，為他們做一切可能的事，使他們儘早獲得無條件釋放。
緬甸是一個多民族，多信仰的國家，它的未來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團結精神上。自從我們1948年獨立以來，整個國家從未迎來全面的和平。我們沒能夠建立起信任與理解來消除衝突的根源。在90年代早期停火的時候，人們又升起了希望，直到2010年的幾個月中停火又被打破。一個輕率的舉動足以打破長期的停火狀態。近幾個月來政府和少數族裔的談判已經取得進展。我們希望停火協定可以帶來由人民意願所建立的穩定的政局和團結的精神。
我的政黨，全國民主聯盟，同我一道已經準備好在全國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只有當各方勢力都表現出睿智的合作時，由總統吳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才能持久。這包括軍隊、少數族裔、各政黨、媒體、國內社會組織、商業社團，還有最重要的人民大眾。只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才談得上有效，國際社會需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經濟發展與人道主義援助，雙邊的共識和投資都需要互相協調，確保能夠促進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增長。我們國家的潛力是巨大的。它應當孕育和發展出一個不僅繁榮，而且更加和諧與民主的社會，使我們的人民能夠在和平、安全與自由中生活。
我們這個世界的和平不可分割。只要有一個地方的消極力量佔了上風，我們就都處在危險之中。或許有人會問消極力量能否被根除。答案很簡單：“不能！”善惡原本就共存於人性中。然而人類同時也有增強積極力量的能力，將消極力量的影響降到最小。
在我們的世界上，絕對的和平是做不到的。但這並不妨我們朝此目標進發。我們專注於目標，就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一樣，一直朝著指路星的方向前進，最終必能獲救。即使絕對和平因為不存在於人間而無法實現，但為了和平的努力將會把個人與個人，國家與國家團結起來，在信任與友誼的幫助下，將我們人類社會建設得更加安全與仁愛。
我用“仁愛”這個詞是經過仔細推敲的，應該說仔細推敲了許多年。苦難中的快樂並不多見，我找到的最甜蜜和最寶貴的東西是我我所學到的仁愛的價值。我所感受到的每份仁愛，不論大小，都使我確信，仁愛我們的世界上永不嫌多。
仁愛是用敏感的心去體察他人的需要，是用溫暖的情去響應他人的期望。即使是最輕微的仁愛觸碰也可以卸下心靈的負擔。仁愛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挪威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模範式的表率。它給流離失所的人們提供家園，給那些在自己國家得不到安全與自由的人們提供避難之所。
難民遍布世界各地。當我最近探訪泰國的MeaLa難民營時，我遇見了那些為盡可能讓被收容者在困苦環境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而每日奮鬥的人們。他們談到關切的事情時提到“捐助疲勞”，或者也可以被翻譯為“同情疲勞”。“捐助疲勞”也就是經費短缺。
“同情疲勞”就不太能夠準確描述關注減少的情況。他們互為因果。我們能夠承擔放任同情疲勞所產生的後果嗎？如果不盲目而是關注他們的遭遇的話，是滿足難民生活需求的成本更高呢，還是漠不關心造成的後果更嚴重呢？我呼籲世界各地的捐助者們滿足這些四處尋覓的難民的需求，這些難民在庇護所的尋覓往往是徒勞的。
在MaeLa，我和泰國負責達克省事務的官員進行了有價值的討論，達克省中還有另外幾座難民營。他們讓我了解到另外一些和難民營有關的更嚴重的問題：暴力式的叢林法則，非法使用藥物，私釀烈酒，難以防控瘧疾，結核，登革熱和霍亂。政府當局的顧慮同難民的渴望一樣合情合理。東道國在解決這些與職責所在的困難時，也應當得到外界的關注和援助。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沒有被迫遷徙，沒有無家可歸和沒有絕望的世界，一個每個角落都是真正的聖堂，每個居民都生活在自由與和平中的世界。每種想法，每一句話，每個動作都增強了積極的力量，有益於和平。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做出這樣的貢獻。讓我們攜起手來，試著創造一個可以安全地入睡，開心地醒來的世界。
在1991年10月14日，諾貝爾委員會這樣為它的陳述做總結：“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翁山蘇姬，向這個女人不屈不撓的努力表示敬意，並向世界各地，致力於以和平方式為民主、人權和民族和解而奮鬥的人們表達委員會的支持。”
當我參與緬甸民主運動時，我從未覺得自己會得到什麼獎或者什麼榮譽。我們真正要爭取的獎賞，是一個自由，安全和公平的社會，在那裡，我們的人民能夠意識到他們全部的潛能。獲得這項榮譽，正是在於我們的努力。歷史已經給予我們機會，使我們可以為我們所相信的事業而奮鬥。當諾貝爾委員會選擇獎榮譽授予我時，我在自由選擇的路上變得不再寂寞。為此我感謝委員會，感謝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與我的信仰和共同追求和平的人們。感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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