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學也成為被害現場

2015-06-02

對於台灣多數民眾來說，近來最衝擊社會的重大事件，當屬北投劉小妹妹在校園遭到殺害的不幸遭遇，這起被定義為「無差別殺人」的犯罪類型，這些年來連續在台灣南北發生，不但讓治安嚴重亮起紅燈，同時也傷害了社會情感與互信，面對這個失序的現象，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出面邀集專家會診，重新恢復這個社會該有的和諧理性狀態。 中央政府之所以責無旁貸，不僅在於法定職掌，更在為政者最基本的羞愧感，即如馬總統在一九九七年辭去政務委員時所發表的「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誰而戰」宣言，如果這些上位者在這個時刻猶能宣稱自己睡得很好，仍不能理解大眾的集體創傷，無法提出全面性的處理方案，這種政府應該立即解散，多一秒鐘存在皆嫌多餘。 這個政府倘若知道是為責任而戰、為人民而戰，就不會漠視「無差別殺人」似乎已經形成了模仿效應。二○○九年三月在台北市士林發生的黃富康事件，以房東為對象，被認為是台灣犯罪史上首件隨機殺人案；同年五月，新北市失業的黃姓男子在公園割喉傷人；二○一二年台南的曾文欽案，在湯姆熊打電動的方姓男童成為無辜亡魂；二○一三年涂姓男子在台南街上砍人致死；二○一四年則是台北捷運鄭捷案，造成四死二十四傷慘劇。每當不幸出現，所有人都祈禱這是最後一件，但是劉小妹妹的遇害還是讓大家又心碎了。 如前所細數，這麼密集的作案頻率，已經不能再被視為是單一個案；而且嫌犯與被害人並無結怨，純粹無特定性地選擇作案目標，無形中等於整個社會都成了潛在被害者；如果掌握公權力的政府只是築高牆、警員巡邏、加強監視等消極應付，卻不從經濟、社會、心理、犯罪等專業領域直接面對問題、積極作為，莫非是要放任社會邊緣人無法經由社會系統脫離困境？甚至坐視弱勢與不設防者全淪為犯罪者紓壓的羔羊？ 透過以上至少六件大案，這些犯罪嫌犯似乎具有若干共同性，例如長期面臨挫折，無法從家庭、工作、同儕等社會關係中獲得支持，甚至形成反社會人格，以致對於他人、幼小者的受創無動於衷。這類有待被解救者，據信在社會上有一定比例的存在，當他們成為潛在的反社會人格者尚未採取行動前，倘若社會各主要系統都能對此問題具有基本認識與警覺，而能在關係網絡中及時拉他們一把，給予其紓解的機會，必能減少社會再次沉淪於無法挽回的痛苦。 這些定時炸彈之所以必須拆解，在於這幾年的連續經驗顯示，若我們對之嫌惡不加理會，從出租房舍、公園到小學廁所都能成為被害現場，顯然已經不再侷限於傳統被定義的所謂出入複雜場所，它可能在任何地點爆炸，非僅靠獨善其身即可趨吉避凶，這是為什麼無法再任由地方各自為政，或以治安單例認定，而需要中央政府統籌因應、採取專業防治的道理。 同時，大家也無法迴避，類似的不幸一再發生，可能顯示我們的社會是否在快速變遷的過程出現了某些問題，卻為多數人所輕忽？這些年經濟環境未能均衡發展，導致就業市場、薪資結構惡化，是否也增強了若干人失敗感，因而導致治安敗壞的雪上加霜？做為國家元首，面對自己任期內前所未有接連的「無差別殺人」案件，至今不知道應該訓令行政院召集專案諮商、跨部會因應，真是麻木不仁，領導無方透頂。 故而我們不得不提醒，當年的馬政務委員曾要求行政院長為治安無能下台，最後是由內政部長請辭負責；現在的馬總統絕對不能只是聲明悲痛，而後事不關己。否則今日之我又如何面對昨日之我？ Source: 自由時報／自由評論／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