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再審程序改判無罪，只是冤罪平反的開始，對造成誤判者的法律究責，才能說是結束。只是針對江國慶的冤罪，對於最需為歸責的陳肇敏與反情報人員等，卻又再度遭北檢為不起訴處分。雖然欲證明其有下令致江國慶於死地之事實，確有其困難。只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軍事審判權乃被歸屬於統帥權之下，因此，軍事審檢機關不僅同隸屬於司令部，且所有的起訴書與判決書都必須於事前送司令核閱。若再加以當時的《陸海空軍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對於強姦婦女乃唯一死刑的規定，且在當時的軍事審判，不僅程序粗糙，又缺乏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再加以採取一審一覆判的速審結構下，只要任何軍人遭刑求而不得已認罪並遭起訴，即注定被判死刑一途。
所以，在江國慶冤罪的造成，陳肇敏雖未直接參與，卻對於案件的偵查、起訴與審判具有實質與絕對的決定權限，這也代表，只要其一聲令下，整個軍事體系即會依其意志而行，而將江國慶送上斷頭台。若果如此，真的能說陳肇敏無殺人故意，也與冤死無關嗎？
也因此，針對結構性的殘害人權犯罪，就位居高位者而言，往往受限於既有的法律框架而無法訴追，也因此，在一九九八年的《羅馬規約》第廿八條即規定，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即便視而不見、坐視不管，也難辭其咎，以來防止上位者躲於幕後，而能規避法律的制裁。我國雖非此規約的簽署國，但基於人權的普世化價值，面對陳肇敏等人的咎責時，檢方肯定得與世界接軌，而有更多的人權考量，而非處處為高官找尋有利的法律解釋。
而雖然民事與刑事訴訟乃各自獨立，但由於刑事不法的內涵高於民事不法之故，則在國防部對江國慶家屬為賠償，而向陳肇敏等人為求償的訴訟裡，此等人員必會以檢方的二次不起訴處分，以來為免除民事責任的正當化基礎。檢察官極盡所能而將參與者的責任為一一切割，並將冤罪原因歸咎於是制度殺人，恐使被告更有理由來為無庸賠償的抗辯，致使求償之路越加困難。
出生在國慶日的江國慶，最終竟是死在國家的槍口之下，想來何其悲哀。而如今，冤罪雖已洗清，但當初造成此誤判的相關人等，至今卻無一人可為究責，而仍繼續享有國家的俸祿，何其諷刺！如此的過程與結果，絕不是面對冤罪反省所該有的態度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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