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憶直
（作者為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起始成員，現職急診專科醫師）
民國九十六年，筆者第一次在急診室遭到暴力。一個拳頭過來後，我躺在地上！腦中浮起來的是：「四年！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幾乎什麼科都去訓練過！每天晚上六點半值班到隔天十點半，無日無夜的燒掉自己的生命……我都已經這麼努力了，為什麼我會被打？」
就是因為四年那樣的壓縮學習，我才有本事在幾分鐘之內診斷這個病人是腦出血。那天晚上，那個病人住上加護病房，接手的神經外科醫師搔搔頭說：「這個診斷速度也太快了吧？」
就因為這句讚美，我繼續留在急診。雖然挨了一拳，但我終究是救了一條命，「可以了！」我這麼對自己說。
民國一百年，在另一家醫院的急診室，我又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也是深夜，也是一群喝醉酒的人。先動手的那個人，根本沒有掛號，甚至連病人都稱不上。整個過程，其實就是喝完酒想找人打架，乾脆來急診室打護理師與上前勸告的筆者。那時，我正在診視兩名患者，都是在和信醫院接受癌症治療剛出院不到兩天，一個發燒、一個肚子痛到在地上打滾，只因為和信沒有急診室，我就必須把這兩個患者的病史問得非常仔細，以決定需要什麼樣的檢查與治療。
那個深夜的暴力事件，筆者撐住了，沒有倒下，我儘速報警，在情況控制住之前，就躲在辦公室用電腦系統與電話聯絡的方式，持續替在場的病人診斷與治療。
雖然這次我沒有再被打倒在地上，但我仍然納悶，把整個事情再想了一遍：從實習醫師到住院醫師，從年輕主治醫師到滿七年需要換照的資深主治醫師，每次上班，我都要求自己做到不可以吃中餐與晚餐，以免耽誤病人病情，也要求自己一定要找出患者受苦的病因。從未有過醫療糾紛的我，為什麼會被暴力對待？
究竟，是我們醫生什麼地方做錯了，還是制度的錯？
後來，我們一群醫師籌組了「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簡稱：醫勞盟），昨天正式成立。我在想，如果這最後一帖藥方依然無效，接下來，也許我，也許絕大多數的急診醫師，甚至台灣所有人民，恐怕都要經歷一種彷如要不要讓親人放棄急救的處境了!
出處: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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